撒玛利亚人的困境

文  风灵

有些行为或政策在短期内似乎有效，却具有长期的负面作用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·布坎南借用“行善的撒玛利亚人”的寓言，将这种矛盾称为“撒玛利亚人的困境”：积极的善意行为，助长了受助者的不良习惯，长远看反而损害了双方的利益。这类矛盾在经济活动中乃至社会各个领域中，都大量存在，产生了各种紧张关系。

例如，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，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出于贪婪，忽视审慎责任，导致衍生金融产品最终崩溃，金融市场受到极大冲击。一些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也亏损累累。为避免金融危机引发急剧的经济衰退，美国政府对亏损和暴露风险的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施以救助，牵头组织商业银行对投行提供支持。美联储则使用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工具刺激经济。这些措施短期内似乎保护了市场和投资者，从长期看，却是继续放纵那些自恃“大而不能倒”的金融企业。雷曼公司是为数极少的破产公司之一，其高管便将过错归咎于他人和政府，而不是自己。一些位居金融业高位的从业者，不仅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，反而强化了他们“政府会救助、纾困”的信念。可见，政府在抉择救市与否时，必须衡量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冲突。

福利制度的设计也存在类似问题。每次提高福利标准，不管是补贴低收入者、提供医疗或者住房福利，表面上都立即产生了受益者，缓解了社会矛盾。然而这不仅会降低一部分受助者的工作意愿，也会给创造价值的经济部门带来税收负担，从而压低经济生产能力。类似的，某些国际援助项目，以及私人慈善活动，也可能增加受援者的依赖性。

而当政府采纳凯恩斯主义的方法，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时，在短期的就业数据增长的背后，是长期的滞涨压力。以公共债务扩张的办法实施减税，提供社会福利，或维持局部战争，后果则是系统性风险的积累。如果最终爆发债务危机，国家往往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会陷入泥潭，多年也难以恢复。

此外，早在911事件之前多年，布坎南就曾评价道，航空公司对劫机行为的“软性处理”，即配合劫机者的飞行要求，以免事态恶化，虽然在事发时可能降低处理难度，但实际上鼓励了劫机行为，弊大于利。在悲剧性事件发生后，这种处理方式才被放弃。

中国某些大学为学生的就业考虑，放宽学业考核标准，一些学生便不思上进，学无所成，文凭的含金量也由此降低。在家里，父母们也可能面对“撒玛利亚人的困境”。当孩子渴望得到更多玩具时，父母们如果不停地满足他的所有要求，就不利于培养孩子的自律精神。

布坎南对解决这类困境的前景很不乐观。他认为当今世界，人们注重短期利益似乎已经是一种潮流。看得见的经济利益或者安全等等价值，压倒了理性的原则。传统的价值，比如节俭，审慎，责任，曾经过人类漫长历史的演化筛选，是维护人们长期利益的道德工具，但半个世纪以来趋于弱化。而且，即使依靠集体决策程序，借助组织化的权力，也难以摆脱困境，因为当人们偏好短期目标时，决策程序的结果也会反应公众的这种意愿，而不是相反。

但是，借助竞争与演化的因素，“撒玛利亚人的困境”其实有机会化解。无论是经济政策，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分立和竞争的环境可以使有效率的行动模式体现出优势，进而传播开来。像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，注重州权，乃至更低层面的地方自治，避免联邦过度干预国内事务，可以保护制度的多样性和竞争性。具有长期负面效果的举措可以因为各州各地的竞争而暴露，成功的地方政策将被其他地方所借鉴。而像法国这种单一制国家，尽管地方自治的程度较低，但中央政府和立法机构仍可以有意识地将一些权力下放，并保护地方之间的竞争。

其实，就前面谈到的父母育儿的场景来说，因为各家庭具有独立性，不同的育儿方针可以体现出优劣，成功的育儿经验会得到传承和传播，家长就可以把握孩子短期和长期利益的平衡。如果家长普遍不会被“撒玛利亚人的困境”所困扰，那么社会也有可能克服这类难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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